2016年教师节,写给家长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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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老留学李嘉玉

发表于:09.11 13:46

2016年教师节,写给家长的一封信   

          —李嘉玉 2016-9-10   

    今天,很多家长比他们的前辈还要焦虑。因为社会变得扑朔迷离;教育变得不再单一。各种补习行为以教育的名义让家长无所适从。最揪心的是一位东北老乡竟然信奉拿钱买心安:“明知道俺孩子班主任,物理老师,在TM一个旮旯胡同搞的课外补习瞎胡扯。可人家都去送钱,你不去?那孩子还不擎等着吃亏呀?!”看来,如此教育不改革是真的不行了。

    想想60后我们孩儿时,全家人天天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家庭空间、很小的社会环境、很有限的精神生活、很单一的意识形态、与非常匮乏的外部信息,那么一个有限的物理世界(除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宣传教育课本,那时几乎没有虚拟时空这种现象)。我们惧怕任何形式的权力,因为我们从小就被告知如何顺从,不要乱说。甚至,一些没有文化的老人竟然拿警察来吓唬不听话的小孩:“再不听话,警察来了把你抓走”。陌生人更是被告知是危险的,当时,不要与陌生人说话几乎是一项国家核心价值。那时,我的安全感唯一来自父母的爱护。

    我的父母出生在民国抗战胜利前,经历了二战、内战和土地斗争的战乱,及其之后的无数次摧残心身的政治运动。疾病、战争、医疗匮乏、食品短缺、和人为的革命,使得他们感受到太多的恐惧。他们年轻时,从38年至68年期间,尽管中国的人口从4亿增长到7亿左右。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一个多亿,他们的兄弟姊妹,亲朋好友,在他们眼前消失的经历,激发着他们求生的欲望。

    他们经历的磨难不仅是包括饥饿在内的物质的,也有文革那种疯狂的意识形态上的精神折磨。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已属幸运。像那个时代的人一样卑微,他们被不得沉默寡言,他们甚至被告知必须直接说什么。为了生存,他们找到了顺从的手段。精神上,对权威有着百分之一百的屈服。相信领袖就是救世主,绝对的正确。而他们就是他的子民。他们唯一的渴望是生存下去。这也是他们保护子女的最高目标:让他们活下去。

    他们不敢拥有太多精神上的东西,连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具相的和行为化的。记得儿时,我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兄妹三人,她饲养各种家禽与家畜、种地、洗衣做饭,真实不易。生存环境的压力,使得他们省去了很多繁文缛节,啰嗦的口头表达。我观察到,那个年代的父母会直接给孩子喂饭、系鞋带、决定孩子学什么、穿啥颜色式样的衣物鞋子、看什么电影、替孩子找工作、操心孩子婚姻等等“大事”。他们会告知儿女沉默是金,不要出风头。“祸从口出”和“瞎得瑟要倒霉”(“出头的檩子先烂”的东北话版)。“别做那些没用的,干点正经事!”这些呆板公式化的教育,扼杀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小小年纪,别让人说三道四!”一句话打消了男孩和女孩之间那点点纯真的感情。

    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不富裕,但依靠父母行为上无微不至的呵护得以生存。也许,恰恰是他们对儿女的无微不至的具相的行为上的爱,才使得我们这代人繁衍昌盛,出生的数量和存活的数量都是空前。

    我的父辈“爱”子女的动机,似乎生存因素占据主要地位。我几乎没有与父母口头上交换过“爱”这个词!从不记得有拥抱和亲吻这种行为。他们对我的关心,更多的是生存和安全层面的。他们的爱比较深沉、朴实、和更加本质。

    与父母相比,出生在62年,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吸食母亲的奶汁,我没有机会体会那场人为的“自然灾害”—饥荒,我没有感知到母亲的饥饿。62年后的十几年里,随基础医疗医药的普及和没有战争及毁灭性的自然灾害,我们这一代人的增长创造了中国人口增长率之最。虽然,我对文革期间,整个社会愚昧的行为有所感知,但是,在78年,当我十六岁的时候,恢复了高考,我考取了大学。从此,我的人生空间变得广阔,变得对于我父母而言不敢想象的巨大。至少60后,完整经历了中国三十年的各种改革开放,占有了父辈无法想象的财富。

    我们经济上的成功,生存的成功,并没有让我们高贵,而是付出很多精神上的代价。面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竞争不是生存,而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这种竞争与生存竞争各有各的残酷。整个社会上谎言、欺骗、贿赂、甚至偷盗等等阴谋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许多人唯一的目标是发财,底线甚至成为个体获取财富的障碍。在这种为争取财富的角斗中,无论是财富多的,还是财富少的,只有失败者,鲜有“人生成功者”。过去十年,我遇到从事企业的家长,无论企业大小,都说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继承“他们的事业”。当然,他们会让自己的子女继承他们的财富,毕竟,金钱上没有记录获取者所付出的精神代价。

    我们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全感。烦躁成为今天社会的标签。过去几十年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快速膨胀。繁荣的景象之下,个体会感觉到存在的压抑和能力变得微弱。熙熙攘攘的人群使得个体感觉更加孤独,更加无助,更加烦躁。看到别人富有,希望快速获取财富的欲望使得一部分人焦虑。已经获得财富的人也烦躁,他们焦虑不仅是让财富升值,也来自曲折的经历,困苦的过程,天天遇到各种令人厌恶的潜规则。当前,让人烦躁的事情好似很多:对独生子女未来的担忧是普遍性的;对土地河流空气污染的担忧是普遍性的;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是传染性的;对社会稳定的担忧影响企业家的投资和经营意愿;甚至,食品安全都是一个忧字了得。各种安全隐患,除了广场舞之外,让社会无法找到内心的安全。

    不过,我们也看到与父母相比,我们这代人对孩子表达爱的方式更加多样化。除了继承父母那些直接行表述爱之外,还添加了更多各种各样的关怀,例如:各种物质的消费、各种娱乐的消费、各种学习项目活动项目的消费。此外,与父母相比,由于互联网的便利,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与孩子的之间增多了很多情感沟通。比如,各种纪念日和节日礼物的交换、语言上爱的表达丰富起来。丰富多彩的旅游等家庭娱乐活动扩展了家庭的活动空间,让我们与孩子之间的感情更加多元和丰富。

    尽管,我们这代人比父母更加努力用更加多元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可是,由于我们精神没有虽随物质生活的提升而变得高贵,我们的安全感不但没有多少增加,反而,很可能由于更多的担忧而下降。至少,北京城出现前所未有的荷枪实弹的武装巡逻车告诉我们,我们的安全隐患没有降而是升了。

    我们这代人与孩子的关系,在孩子上大学之前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比父母与我们当年的关系更加融洽,反而更多的是矛盾重重。各种担忧,使得我们内心不平静。急躁与不安,或多或少就会体现在我们这代人言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面对医疗和孩子教育问题上,当代人的关切尤为突出。

    有一些的家长,在对待孩子的学习及未来的工作问题上,开始睡不着觉,开始恐惧。一些家长开始以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的名义,实施各种小升初、中考、和高考等文化课补习活动。家庭经济好,还要加些素质教育,如学习某种乐器或是某项运动。本质上,这代人对儿女的期盼与父辈没啥两样,仍然是关心孩子的生存与安全。

    孩子的各种安全问题让家长心神不宁。而且,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如食品问题、污染问题、校园暴力、及社会治安增加了家长精神负担。再者,由于我们这代人大多数只有一个孩子,感情上对孩子的关注非常强烈。另外,我们自己经历的残酷社会竞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扩大了我们对儿女生存的担忧。

    今天的父母比以往更加“爱”孩子的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更加缺乏安全感。对未来的失望,使得我们更渴望子女的优秀。

    很自然,为了生存,或是安全地生存,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家长释放这种失望和希望的唯一节点。

    无论是继承了父辈对子女生存的关怀,还是出于对自己及儿女未来的不安全感,亦或是被各种育儿和教育商业产品的绑架,今天年轻的家长在教育上对孩子的直接干预之“爱”有增无减。从怀孕开始就要花钱去接受胎教。出生后,家长在孩子早期幼教上也是舍得投入。有早期益智项目、外语学习、国学早教、艺术熏陶,也有各种运动项目等等。这些来自新加坡、加拿大、荷兰、德国、美国的各种育儿项目五花八门;集全世界教育产品于中国孩子一身。家长们开始了为期数年繁忙的各种孩子教育课外活动。

    过去六十多年里,中国育儿与教育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和尝试。按照时间的顺序,至少在表面上,我们50-60年代引进了俄罗斯式理科为主的经典西方教育;60-70年代,自主开发的工农兵教育模式;70-80年代恢复50-60年代教育模式及模仿美国科技教育;90年代,又强化了意识形态教育并引进了素质教育;00年代在以往的模式上又添加了快乐教育。尽管,我们一再引进新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本质上是生存竞争,表现在对考试的敬畏和唯分数论学生好坏。

    焦虑的家长往往会是盲目地跟风。几乎绝大多数家长,不知道啥是素质,更不知道为啥要素质教育,却支付昂贵的代价去让孩子接受素质教育。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说不清楚,课外补习的数学为啥叫做“奥数”?学了多年的乐器,到底音乐是个啥?学了几年的英语,花费不菲,也无法读一本同龄美国孩子读的像样一点的原版书。

    至于快乐教育,更是让家长和老师不知所措。一面学校减负,一面家长需要给孩子加载。学校减负使得老师在课堂上不讲的内容,通过课外补习的方式让家长掏钱来补习。同一个老师,在学校简单讲,少讲,却在收费补习班全面地讲,多讲。学生的快乐真的是通过这种学校减负来实现的吗?“快乐教育”这个词汇在其发源地法国和日本已经受到了质疑。法国和日本发现,接受快乐教育的80年代人,精致地自私和能力低下。今天,一些学者甚至说把快乐与教育联系在一起,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因为快乐是主观的和个体的。例如:学数学对于某个学生来说是噩梦,而对于另外一位学生而言是快乐。当我们说快乐教育时,我们以谁作为标准?如何制定标准都会受到质疑,那快乐教育就是一个伪命题。也许,娱乐享受和刻苦学习之间的平衡需要以个体学生的情况来自我选择,而不应该强化一个无法操作,甚至误导家长和学校的统一标准概念。对快乐教育的怀疑加重了家长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焦虑使得很多家长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下降;致使他们更关爱子女的教育,而且开始寻找捷径。在中国现行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之下,学校强调考试,考试的分数高低成为学生好坏唯一的尺度。很自然,各种节点(如:小升初、初升高、和高考)的考试分数成为了他们的唯一抓手。自然,举国满街都是各种考试补习。这种特色的“中国教育”已经不再是教育。遗憾的是,像我的同代人一样,在父辈的价值引导之下,求生的本能,使得我也没有勇气去揭开教育的谜底。

    夜深人静,每当思考中国这种补习现象都会让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有一个嗜好华丽服装的国王,他甚至因此嗜好而荒废国业。招致举国爱好美服。一日,来两个贪婪欺诈之徒投其所好说可纺织绝美绸缎,裁旷世之美服。此衣如此之绝,愚蠢或是不称职之人不得见。这国王便是千千万万个家长,这骗子既是弄考试刷题之徒。只是讽刺的是,在现实这个故事里,喊出:“皇帝无衣”的不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儿童,而是病榻上的钱学森先生:“为何中国教育没有培养出大师啊?”然,举国一片哗然。触动了中国社会关于教育的反思。各种讨伐中国教育的言论时而散播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互联网的某个角落。

    家长的反思,其结果仍然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的讽刺。我们坚持沉默是金,我们秉承出头的檩子先烂,我们崇尚自扫门前雪。既然我们不敢撼动中国教育,那么,干脆让孩子出国。这便是继传统的大学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之后,快速出现的高中毕业生出国读大学;初中生毕业生留学;甚至,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孩子的安全,亦或是孩子的未来干脆举家移民。

    至于什么是教育,我们仍然没有认真思考,焦虑使得我们选择回避去思考。是的,在现实面前,在不能放下功利和消除焦虑之前,我们几乎无法讨论,并得到一个满意的关于“什么是教育”亦或是“如何教育孩子”的答案。因为,最终,家长会以生存和安全为出发点,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如何,我得让孩子先进入一个理想的学校,学习一种技能将来能找到工作。”

    那么,我的问题是:“中国式家长,焦虑何处安放?”

    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过程中,家长的内心往往无处安放,反应在心理上,就是对自身可能面对的问题极其焦虑。而孩子未知的前途和命运,则让这种焦虑感更加严重。因为人们是为希望而活,孩子几乎是中国式家长的唯一希望寄托。而教育行业、产业之中潜规则的盛行,则让这种焦虑更进一步。焦虑之下,很多家长误入歧途。

    焦虑表现之一、用爱窒息着孩子。

    无论在家庭聚会,还是公共场所,您都会看到父辈祖辈对孩子的备至呵护。冷了加衣,热了察汗,饿了盛饭,渴了端水,摔了搀扶,一旦哭了,那一定是全家人一顿哄。长辈们如同一棵棵大树,遮盖着一棵小树苗。以爱之名,长辈实际实行的是代替、包办,进而剥夺了孩子对世界,对自我的认知机会。

    焦虑表现之二、考试分数至高无上,成为唯一量器。

这种文化如同感冒病毒,散发在空气中,几乎人人带菌,没人能够免疫。在残酷生存竞争现实的逼迫之下,为了孩子在同龄人中有更加的表现,家长忘了让孩子接受教育的初衷;剩下的唯有不择手段地恶补、死记硬背、或灌输考试必备。停下来,静心想想,不要焦虑,要让孩子经历教育,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有社会价值的人,那么,先安放好,作为家长,您那颗焦虑的心,真正的教育才会走进您的家。中国的家长,您敢走出这一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