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64年前,上海人众筹了两间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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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海

1997年夏季某日。愚园路定西路口。低沉喑哑的定向爆破声中,存在了45年的长宁电影院轰然倒地。部分已被分流的影院职工在最后的时刻赶到现场,和周边居民见证了它的湮灭。

图一

图二

让我们回转指针,回到长宁电影院初试啼声的前夕。图一图二记录的是1952年5月,长宁电影院施工现场的实景。一个月前,影院奠基,同年11月28日开张。而在1952年1月初,本文题图的衡山电影院宣告落成——在衡山路天平路口的花园一隅建造的这间影院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享有“沪上唯一花园影院”的美誉。

值得一提的是,长宁和衡山是当时仅有的两间由民间集资建造(众筹)的影院。史料记载,长宁电影院当时投资形式是合作股份制,而关于衡山电影院建造的资金来源则记录得更为详尽——创建时总投资30万元,其中三分之一由周边银行、工厂和市民共同集资参股。三分之一里边的“工厂”部分并非企业出资,而是来自于当时上海市总工会对“徐汇区工人兄弟”的鼓动。落后的文化供给与工人阶级日益高涨的精神需求之间的落差,促使工人兄弟爽快拿出真金白银为“自己的影院”买单。

既曰“股份合作”、“参股”,自然涉及收益分配。个中细节目前已不可考,但如此建造一间影院的方式,即便放到今日亦算十分新潮。

前文述及的“落后的文化供给”主要因地区文化资源分配不均而来。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之时,全市共有电影院接近50家,这个数字与2010年代初上海拥有的影院数字相当。截止1952年,上海尚有影院38家,座位4万余个。但这些影院分布极不均衡,首轮较大的影院都集中在在新成、老闸、嵩山和虹口等商业核心区,仅这四个区的18家影院的座位数就超过2万。其他工人阶级居住生活相对集中的区域内,普陀仅一所简陋影院,其他如徐汇区、 长宁区、杨树浦区和闸北区等都是影院真空地带。

如果把影院的建造置于中国现代历史轨迹的坐标体系中,我们不难发现上层建筑的萌动对国民具象生活的蝴蝶效应。

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初步思想改造的工作。此后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从12月起,文艺界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文艺整风学习首先从北京开始动员,随即天津、东北、华北等地的文艺界仿照北京的做法相继推开。

整风的方法 是认真学习全国文联规定的文件,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论》等,检查思想。各地文艺界、电影界、戏剧界、音乐界、美术界等方面的领导人和作家、艺术家根据整顿文艺思想和作风的要求,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同时发动广大文艺工作者克服当前存在的“思想界限不清”、“严重自由主义作风”等不良倾向——此即杨绛先生说的“洗澡”。

稍早之前的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到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怎样改造,明确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改造逐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

1952年,工人阶级想看电影,但就近没有影院。这就是他们的立场。

1952年9月4日的解放日报第3版刊登了《使电影发行工作真正为工农兵服务》的报道。文章的编者按说,“六月十二日本报发表题为《上海工人对文艺工作者要求些什么》的工人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座谈会的记录中,工人同志曾对中国影片经理公司华东区公司的影片发行工作提出意见,该公司对这些意见,在文艺整风中,已结合具体工作,进行检查和讨论,并准备改进。现将他们的来信发表于下……”

中影华东公司在信中表示,“关于上海电影院集中市中心区,工人地区只有少数二、三轮小影院问题是从前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上海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解放后,上海文艺工作领导上已注意到这一点,除了在徐汇区建立了衡山电影院,并在长宁区筹建长宁电影院外,为了解决工人区电影院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最近计划在普陀、杨树浦等工人区筹建首轮电影院,并定年内修建普陀区电影院一座,明年上半年修建杨树浦区电影院一座……”

信的最后意味诚恳而沉痛:“三年来我们对人民电影的发行工作,无疑是作得不够,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没有充分体现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以致还没有真正做到中央电影局所指示的发行先到基本观众中去,宣传先从基本观众中来。今后我们愿在各方面的督促帮助之下,搞好我们的人民电影发行工作。”

冠以“整风”之名的“整风”始于1951年底,这也是中共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在文化娱乐领域未以“整风”之名的“整风”,至少在上海的电影发行层面,几乎从解放军进入上海的那一刻起即不动声色地展开。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接管了国民党官办的电影发行机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华东影片经理公司,负责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影片发行。

解放军进城之前,上海是英美电影在华发行的总枢纽。美国米高梅、雷电华、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哥伦比亚、环球、华纳等影业巨头在上海都设有办事处。军管会文艺处成立后,并未立即终止英美影片的发行。原因之一是上海近50家影院每月需要的影片数量在200部左右,而当时的国产片每月仅能上档4到5部,来自“老大哥”苏联的影片每月也只能供应30到40部,供远小于求。

其次,军管会亦是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据《人民日报》报道,1949年9月,上海舆论界在报纸刊文,要求对美国影片进行检查,对其中的“毒素影片”予以禁映处罚。不料此建议反而引起了观众的恐慌,造成放映美国影片的影院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1949年全年,上海发行影片266部,其中超过7成为英美影片,电影观众高达120万人次,而国产片观众 13万人次,苏联影片仅2万人次。

从1949年秋天起,一系列“整风”措施上马——

登记在沪存量英美电影拷贝,未经登记不得上映,阻断影片从香港走私进沪的通路;

通知上海各影院每半月上交排片表审查,抽查排映的英美影片,对其中“毒素严重”劝告停映,1950年共抽查了50余部,停映18部;

1950年4月,电影管理部门出台措施,规定之前专映英美影片的影院,每四周放映英美影片的时间不得超过两周,之前非专映英美影片的影院,每四周放映英美影片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周;

提高税率,管理部门对上映国营片、苏联片、私营片和英美片分别课以15%、20%、25%、30%的税率;

1950年8月,在电影管理部门的指示下,上海市各报馆和各电影院订立了美、英等国影片广告限制协议书,提高美、英等国影片广告刊登费两成, 并限制美、英等国影片在报纸上的广告不得超过8行,预告不得超过12行。

与此同时,市面上放映的影片被贴上三种标签:进步影片(国营厂出品、苏联出品)、消极影片(私营厂出品)和英美影片。

经过“整风”,1950年10月,“进步影片”的当月观众人数占总人数60%,首次取得了对英美影片和“消极影片”的优势地位。未几,上海影院全面停映英美影片。

此后,上海的电影市场上“进步电影”与“消极电影”的力量此消彼长。衡山电影院开映后半个月,1952年1月20日,长江昆仑与私营文华、国泰、大同、大中华、大光明、华光等公司合并,成立了国营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私营电影制片厂从此消失,但仍有零星存量“消极影片”上映。

195211月底,长宁电影院开映。一个月后,“消极影片”在上海全面禁映,“进步电影”一统江湖。时间再过去14年,一场以文化为名的运动在神州史无前例地上演,人们被告知在市面上仅存的那个“进步影片”门类中,出现了很多“毒草作品”。此乃后话了。

今日“新衡山电影院”

(原载《上海观察》,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