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86年前的“儿科医疗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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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这件事想到一个问题:民国时期有关于儿科的“医疗纠纷”吗?有的话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本来是打算写一下关于湘雅医院梁鸿训案的,可是收集资料的时候发现湘雅医院已经有很好的文章了,所以我不用多此一举耗费时间了。下面便是湘雅医院2016年3月23日发布在官方网站上的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阅读回顾一下86年前的关于“儿科”的故事。

或许,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经验。

原标题:《一份诊单,一场纠纷,一段历史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以下是正文:

在还未出现网络媒体的时代,报纸与杂志成了我们了解过往湘雅历史的重要史料。在收集整理民国时期与湘雅医院相关的旧闻时,一张湘雅医院与其他医院的诊单对比引起了院史馆工作人员的注意。顺着这两份诊单深入挖掘下去,背后那桩几经波折的1929年梁鸿训医师案随着完整的调查记录浮现出来。

86年前,人们对西医药持有怎样的态度?发生了医疗纠纷,医院与患者家属又是如何解决的?究竟是怎样的事件开启了我国现代医疗事故鉴定的先河?一份诊单,不仅仅是医生记录患者入院诊断情况的凭证,更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了一场里程碑事件的见证,成为了我们走进一个故事、了解一段历史的敲门砖。

湘雅医院与秋明医院诊单

全国医师联合会送长沙地方法院书函中所附鉴定书内容

医疗纠纷,家长质疑医生用药过量

1929年,西医在中国正处于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医院的兴起、医药业的完善、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广支持使得人们开始接受西医,医疗消息也更多地通过报刊、杂志曝光在人们面前,逐渐打开了社会对西医药懵懂封闭的状态。然而,由于当时医界中医、西医,乃至外籍医师无所不有,鱼龙混杂、贤愚不齐的行医状况让人们对于医院、医生逐渐产生怀疑、抵触的态度;许多不明医疗真相的患者家属,认为医生必须有病必愈,总以为医治无效必是未遇名医、药不对症,医患关系一时走向低谷。

7月末,一则刊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引起了医药界的轩然大波。这篇名为《小儿就诊湘雅医院及死后与该院交涉之经过》的文章先被刊载在国民日报副刊上,接着又被《医药评论》转载,一时间“庸医杀人”的传言喧嚣尘上。

文章的作者刘某在文中说到,自己一岁零四个月的小儿子在7月5日刮痧过后,便高烧不退,随即家人带他前往湘雅医院诊治。湘雅医院梁鸿迅医生接诊后开了降热药物“安替比林”三克兰姆(3克)。而患儿回家服药后病情仍然未见好转,晚上又前往秋明医院就诊,不久便去世了。

在与身边朋友商讨后,刘某认为是梁医生所开的药物剂量过猛而导致小儿因药物的副作用影响而逝世。

为了刚建立不久的湘雅医院的名誉着想,时任院长的王子玕先生在邀刘某至医院解释未果后,请陈其祥、盛野人等先生从中调停。刘某提出,除了王子玕院长提出的“设置免费床位一张”以示纪念安慰的补偿外,还要求将死者像放大两张,附上“毙命事实、死时惨状”,由梁鸿训医生用旗伞、西乐、影亭从家中迎入医院,挂在门诊处上;同时,要求医院撤销梁医生及药房主任的执照,并提出18条改革湘雅医院的条件,死者家属有权力时刻对改革情况进行考察。

王子玕院长坚决表示,在并非由医生开药过量而导致患儿死亡的情况下,湘雅不能接受这些赔偿条件。刘某便一纸状书将梁鸿迅医生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损失三万六千六百一十八元三角。

生死答辩,多方鉴定力证用药合理

医生所开的医嘱的用药是否真的过量了?安替比林到底是否是致使刘宣德去世的原因?医院经过整理证据与多方求证,进行了详尽地回答与反驳。

7月5日,当刘某抱着孩子到医院就诊时,孩子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颈部已发现紫斑,呼吸极速,体温已高至摄氏表四十度零四分”,诊单表明,欲求减轻病症,当务之急应设法将热度褪去。梁鸿训医生提出了两种止住高热的方法,其中一种用药更猛但起效更快的骤降法需要住院进行观察,由医师通过实时观测患儿的情况进行用药与救护,然而刘某拒绝了梁鸿训医生的提议,执意要回家治疗。因此。医生便开出了三克兰姆安替比林,并配给有12个刻度的瓶子,要求家长每次半格、每天三次,分作24次用水冲泡为患儿服下。

根据《英国药局方》与《苏氏药理学》中要求“儿童用量为成人的八分之一”的标准,梁医生所开安替比林患儿每次服用量未超过0.125克兰姆,并未超过该药品儿童使用的最大量,况且患儿仅服用两次(有证据表明,由于家长不通医理,错将“每次半格,每日三次”的医嘱认为“每次一格,每日三次”为患儿服下),决未达到危险剂量。

安替比林中毒的情形是全身虚脱,表现为体温急降至37°以下、瞳孔放大,与患儿去世时“体温39°、瞳孔缩小”的情况完全相反,虽然有发生紫绀色皮疹的现象,但是由湘雅与秋明两家医院的诊疗单可看出,这是患儿在服药前就已经出现的症状;再者,安替比林中毒所产生的现象并不包括患儿所表现出的肝肿而硬、血管破裂。刘某的小儿之死虽然令人遗憾,但的确是由于病重的关系。

全国医师联合会也针对安替匹林的药性、用量、中毒剂量及毒性症状出具鉴定书,证明湘雅医院与梁医生所言非虚,并指出不论是每次半格分24次服下,或者每次一格分12次服下,都未曾超过剧量。而服药的天数也是视病情与药性而定,若医生觉得需要长期服用,那么服用8天也是无妨的。

几经波折,六载坚持湘雅终胜诉

虽然有种种证据表明,药物并未过量,也不应认为是引起患儿死亡的原因,但当时处理案件的法官单纯凭借安替比林有毒性、可能致死这一点,没有详细比对用量和症状,认定是用药过量导致事故发生。加之王子玕院长亲至刘某家中慰问,并为死者设立免费床位以示安慰的举动,让长沙地方法院认为,这是深明医理的王院长心存疑虑的表现。一审刑事判决湘雅败诉,并要求:“梁鸿训因业务上之过失,致人于死,处罚金五百元。如罚金未能完纳,以二元折算一日,易科监禁。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以一日抵罚金二元。”

初审失利,面对不公正的判决,湘雅医院与梁鸿训医生选择了再次申诉。然而即使有心翻案,但由于战乱,相关的证明文件大部分已在战火中被损毁。证据的缺失,导致这桩悬案一拖再拖。

终于在1933年,在医院坚持不懈地奔走联络下,全国医师联合协会数次致电长沙法院进行交涉,就安替比林的用药剂量问题重新出示了一份更为详尽的公示鉴定书。这份至关重要的来自权威第三方的证明,让这起诉讼出现了转机。

1934年,湖南高等法院刑事庭二审判决:梁鸿训所处方剂,不能谓有业务上之过失,驳回刘某求偿损害之诉,原判决撤销。1935年,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判决:依民事诉讼法第四百四十八条、第四百十五条、第八十一条,驳回刘某上诉,梁鸿训医师无罪。

几经波折,耗时6年,这件起始于民国18年的纠纷终于在民国24年以湘雅胜诉宣告了结。

以史为镜,追求真相、和谐相处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1929年湘雅医院梁鸿训案作为一个典例,在现代很多研究处理医疗纠纷、医患关系的相关文献中被反复提起。

这起民国期间的医疗纠纷案的处置,开启了我国现代医疗事故鉴定的先河(全国医师联合会针对安替匹林的药性、用量、中毒剂量及毒性症状出具了“鉴定书”,长沙市医师李启盘、蒋鲲、庞毅、肖元定等致湖南高等法院公函、引用药典证明梁鸿训医师所用安替匹林剂量正常),之后法院审理医疗事故案件多委托中华医学会等专业团体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医院在事件初期进行安抚慰问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事件中医患双方较为冷静地通过公开探讨,坚持以法律申诉的方式进行交涉,也为今天紧张的医患关系指出一条更为和谐的、法律维权的道路。

同样,这起发生在86年前的医疗纠纷案,王子玕院长和梁鸿训医生的多方奔走与不懈抗辩,也让我们看到了湘雅医院之所以能经久不衰的原因:严谨、求实,决不放弃对真理、真相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