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像的特殊价值论文化产业对特殊价值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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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我在2008年曾经发表的一篇论文开始谈起,这篇文章谈到的是一位令我们尊敬的老先生,被称为是第一代西藏摄影人—–蓝志贵

从蓝志贵西藏珞巴族、僜人摄影谈早期少数民族影像的重要价值

本文是作者应《中国摄影家》编辑蔡萌先生之约为著名摄影家蓝志贵先生撰写的评论,发表于《中国摄影家》2008.4

蓝志贵先生早期拍摄的珞巴族僜人少女蓝志贵先生早期拍摄的珞巴族僜人少女

​这个话题起自较早时间世界茶学界中出现的一桩公案:1823年,英国军官勃鲁士[R.Bruce] 少校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萨地亚[Sadiya]山中发现了树龄较高的野生茶树,就此英国学者贝尔登[SamnelBaildon]、勃莱克[J.H.Blake]、勃朗[E.A.Brown]、林德莱[Lind—ley]和日本的加藤繁、千宗室等植物学家、茶学专家把阿萨姆种认作世界茶树原种,并陆续提出印度东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学说。这一挑战中国作为世界茶源地的学术争辩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除了背后存在的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外,支持印度说的主要依据就是中国一直没有野生种茶树被发现的记录。1941年,茶学家李联标先生在贵州务川县老鹰山岩上首次发现了我国野生乔木型大茶树,而真正为此争辩翻案的发现是在1991年,云南普洱地区茶学会理事长何仕华根据群众的反映,在澜沧县富东乡的邦崴村山坡上找到了目前发现的唯一的一棵过渡型大茶树,它兼具人工栽培和野生型茶树的特点,树龄在1000年以上,是现在保存的最早的经人工栽培、采摘的古茶树。邦崴古茶树的存在使得中国茶树原产地的地位不需要再争辩了。

在印度发现了800年野生茶树种的山地与我国珞巴族僜人生活的察隅县其实是一块整体地带在印度发现了800年野生茶树种的山地与我国珞巴族僜人生活的察隅县其实是一块整体地带

​但争辩是否就这样完结了呢?我们不妨再深入地探问下去,印度阿萨姆邦境内的野生茶树种又会是何人栽种的?这就涉及到对印度阿萨姆邦的世居族群族属探寻的问题。阿萨姆邦处于印度东北,其最北端的城市萨地亚(即野生茶树的发现地)与中国接壤,恰好毗邻西藏的门隅和察隅之间的珞渝地区,这里的主要居民是珞巴族,东部的察隅还有未确定族名的僜人以及西端接近门隅的部分门巴族群。而今天阿萨姆邦的主体民族除了十三世纪相当于元明之交时期云南德宏傣族先民迁入阿萨姆地区的族群后裔阿洪姆人[Ahoms]和早期即混合孟族血统的孟加拉人以外,还居住着许多和珞巴、门巴族群一体的民族,如阿卡人[A kas ]、达夫拉人[Daph las]、阿波尔人[A bo rs ]和米里人[M iris],也就是说阿萨姆与西藏珞渝、察隅地区是同属于一个文化圈的。

在阿萨姆邦早期种茶的居民究竟是什么人?在阿萨姆邦早期种茶的居民究竟是什么人?

印度北部的达拉夫人民居,不仅是与察隅一样,结构也与云南、缅甸一样印度北部的达拉夫人民居,不仅是与察隅一样,结构也与云南、缅甸一样

​当代民族史学者何平在《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一书中通过详尽考证论定,中国古文献中的乘象国“滇越”和“盘越”、“僄越”是同一个国家,其地就在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即《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的“人类蛮僚”(风俗与中国南方的蛮僚族群相近,蛮僚都属于濮人族系)的“迦摩缕波”,当时的主体民族是“古骠人”[①]。与阿萨姆东邻的缅甸掸邦掸人称比他们早到此地居住的是拉瓦人[Lva]和佤族人[va],可知此“古骠人”即自称人为“濮依”的佤族先民濮人—孟高棉语族族群。前面提到的珞巴阿卡人中分为两支:“哈扎里卡瓦人”[Hazari2Khaw as]和“卡帕觉人”[Kapachors],其“卡瓦”即与孟高棉佤族称谓同,而卡帕觉人的自称“帕”即与大多数孟高棉族群的自称相同,是“濮”的对音,也作“巴”、“布”、“博”等音,如达夫拉人的夫[ph]、阿波尔人的波[bo],珞巴族和门巴族以及僜人的自称“僜巴”的“巴”均属此音。而从早期阿霍姆封建王朝一直承认哈扎里卡瓦人向山口平地的农人收取赋税的特权历史来看,珞巴族所属族系族群就是该地区的世居族群[②]。那么阿萨姆邦的大量野生茶树种是否与此族群有关?

​居住在印度北部的阿卡人不知道与缅甸、云南的阿卡人是否同一?​居住在印度北部的阿卡人不知道与缅甸、云南的阿卡人是否同一?

珞巴和门巴、僜人的共同点是都自称人为“巴”,居住在门隅地方的即门巴,珞渝地方的就叫“珞巴”,而实际所涵盖的族群还更复杂。近代佤族和同属孟高棉语族的布朗族、德昂族也存在类似自称,佤族和布朗族比较普遍自称为“巴”或“布”,如佤族称呼布朗族为“布尔”或“巴惹”(兄弟族群),布朗族称阿佤支系为“布嘎”(走在前面的人),佤族布饶支系自称“布饶”或“巴饶”,本人自称“崩日”,布朗族自称“巴郎”,德昂族自称“崩龙”。姜孝德在研究古蜀国文化时发现,原来巴人、濮人本是西南部同一个庞大的族群联盟,只是在古代文字记录中,采用了不同的字来代表。巴古音即ba;濮之pu上古时实际读bu,先秦以前,e、i、u均入a韵,即以上各字的读音其实都是“巴”[③]。原来如此,所谓珞巴、僜巴都源自西南地区的巴人和濮人族群,近代与孟高棉语族各族缘近。那么,中国茶文化史当前公推巴人和濮人是我国茶叶的最早发现者和栽培族群,在澜沧邦崴发现的这棵大茶树就是佤族人栽种的,则阿萨姆地区即使生存着人工栽培的野生茶种,也只能是擅种茶、采茶、制茶的巴濮族群遗留的。而珞巴族和僜人在这里出现,说明了这一重要的事实:上古时期,生活于中国西南部的巴濮族群就陆续南迁到今天印度阿萨姆邦和西藏的山南一带,并沿途传播原始茶种。

阿萨姆茶后来也主要是采用普洱种质资源,理由不复杂,纬度和自然环境太过接近。阿萨姆茶后来也主要是采用普洱种质资源,理由不复杂,纬度和自然环境太过接近。

​本文的真实目的是要说,珞巴族和僜人的早期影像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族文化记录的问题,这批照片还为新时期更深入的民族史、民族文化关系、边界历史族属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图像依据。对中印交界地区的珞巴族族群进行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调查开始于19世纪初期,开始是许多英印传教士、探险家、军人和行政官员陆续来到此地,对珞巴族的各个部落做了旅行式的报道,如C·D·S·敦巴尔在《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中发表的报告、V·F·海门道夫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珞巴族宗教信仰记录以及B·C·古哈博士的介绍文章[④],但目前还不能确定这时候究竟是否留下早期珞巴族生活影像。初步分析,早期发表和出版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的部落》(C·D·S·敦巴尔,载于《皇家艺术学会会刊》63卷1855)、《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P·C·巴苏,载于《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25卷1929)、《印度东北边境的艺术》(V·埃尔温,1959,西隆)等论文和著作中应当制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性图像。国际上出版的第一部全面描述珞巴族族群生活的民族学专著是印度学者沙钦•罗伊在1959年出版的《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1991年李坚尚、丛晓明译出),他的调查始于1948年,最后一次调查是在1958年。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大量早期珞巴族生活记录的图像,但并非摄影而是手绘的黑白线图。

这也可能是早期影像,我刚搜到的这也可能是早期影像,我刚搜到的

​我国对珞巴、门巴、僜巴少数民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起步很晚,一直到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才开始组织对珞巴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的田野考察。最初到西藏山南进行调查并拍摄了早期民族影像的是藏学家姚兆麟和民族学家李坚尚、刘芳贤,他们在前后数年间拍摄完成的这批照片后来成为《珞巴族简史》[⑤]、《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⑥]、《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⑦]以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⑧]等专著译著中的主体图像,是我们认识珞巴族形象的第一批民族学影像。1980年,时任新华社西藏分社摄影组长的顾绶康先生同《民族画报》社记者刘鸿孝、上海人民出版社谢新发等人进入雅鲁藏布江下游的墨脱地区采访、拍摄,后来被反复使用的那幅珞巴族猎人的彩色照片就是在这次历险经历中完成的,并早于前一批照片发表。

​首次读到蓝志贵先生的珞巴族摄影作品是在198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值得重视的是,这批照片都是拍摄于1956年的,与1976年初次民族调查时期的摄影一同见证了西藏珞巴族、僜人20年之间的文化传承景观。目前可以确定,蓝志贵先生的早期珞巴、僜人摄影作品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影像资料,这些已经具备鲜明民俗摄影意识的行走拍摄在那个年代表现出突出的纪实敏感力。如果我们刻意整理一下1950年代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影像资料的话,有许多边疆民族都没有这样的际遇,一些仅有的老照片模糊难辨,或者只能找到海外早期影像,或者找不到真正反应纯粹民俗生活的图片。从这个角度看,蓝志贵先生的功绩尤其显著。

​虽然论证巴濮族群或孟高棉文化与珞巴、僜巴文化关联时还有更多的民族学证据,但图像依据更能说明问题。在蓝志贵先生的摄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僜人服饰与云南佤族阿佤支系服饰的惊人相似,尤其僜人少女的五官特征和佤族人的特征十分接近,而珞巴族和僜人居住的干栏式茅草房、舂米、织布、藤网桥、竹筒取水等生活景观均与现代滇西南佤族生活景观完全相同,这些图像依据更充分地验证了民族史学研究的结论。

万平仙女士在1973年西盟县岳宋乡拍摄的佤族女社员万平仙女士在1973年西盟县岳宋乡拍摄的佤族女社员

近期的察隅县珞巴族僜人图像近期的察隅县珞巴族僜人图像

​事实上,假如没有如此惊人相似的生活景观图像,几乎没有人相信,同一个族群竟然跨越了如此大的地理区划。虽然姚兆麟、李坚尚、刘芳贤拍摄的照片更为符合民族学调研的需要,视角全面且更为深入,但如果没有蓝志贵先生20年前的照片我们无法确知1976年珞巴、僜人的生活景观是否是没有发生变迁的传统形态。可以这样说,早期少数民族影像的价值是摄影作品中最特殊的一类,它不仅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它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决定了我们认知自身文化发展史的程度,图像鉴定了历史,甚至弥补和纠正了文献。


[①]  见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构》,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71页。

[②]  参见吕昭义《关于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7.04。

[③]  参见姜孝德《鱼复与鱼凫的源流探索》,《重庆师院学报学报•哲社版》1998.1。

[④]  见李坚尚、丛晓明译,[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⑤]  参见《珞巴族简史》编写组《珞巴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⑥]  参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珞巴族社会历史调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⑦]  参见李坚尚、刘芳贤《珞巴族的社会和文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⑧]  参见《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

蓝先生于今年6月去世,将至百日纪念,今天是重阳日,暗祝在天之灵愉快地做喜欢的事。

我与先生从未谋面,但竟然感觉就像是一位熟人一般。当然,前几年匆匆过南京,与先生的主要学生兼助手黄建鹏先生相约看他的收藏,他是位执着于自己所爱的人,我俩翻了6个小时的照片看,津津乐道,忘了时间。

那天令我找回了很多自己已经遗忘掉的东西。执着于自己所爱的事,才会这么不顾及人的目光,才会是那么自信和旷达。

​好了,今天的这堂课,不是想向大家介绍这位老先生,他早晚是驰名天下的,不必我来代庖。

今天的是想借用当年这篇论文里谈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对于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甚至是一个致命死穴。

这个理论就是对特殊价值的创造。

​前边我为大家提供了几个思路,其中说到了文产的服务,其中一项为甲方完成“待解决之任务”就是帮助甲方提升其文化权威的地位。

继续深入,我们来分析甲方还需要些什么?甲方显然更需要的是,利用我们提供的文化素材,在一定的传播基础量上,做具有垄断性、特殊性的产品输出。

说白了,你这个作品人人喜欢,但是非得是我做的才能欣赏到,我买断了,所以就有人来消费。

​有人喜欢质疑具有垄断性地位的文化素材问题。问题其实是出在判断标准上,而不是出在垄断性地位本身上。任何时代的一定时效性范围内,都存在着垄断性文产资源,这是没问题的。比如80年代我们都在电台前听岳飞传评书,听三国—–据是有限的载体垄断了内容;后来我们都在电影院门口偷听电影少林寺的配音,以至于终于我们有机会进电影院看的时候,小伙伴们早已将电影对白都背下来了—-这是空间垄断了内容。

​不要认为那是一个极特殊年代,文产研究不研究这个。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其十分匮乏的文产资源,都一定会出现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事件,有的因为特殊机遇,会转变为垄断性的资源素材。

至于你会不会开发?那是一门学问。